虾塔
很久没有写过随笔了，今天中午发生了这篇文章所讲的事情，其实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同学陈家明把用筷子戳穿午餐烧的如同狗屎一般的虾，把他们串在筷子上做成一座虾塔。
但我中午给同学讲故事的时候发现可以用马尔克斯的风格讲，会很好玩，所以我写了下面的大纲：
大纲是这样的，本人亲手写成，是中午给同学讲的故事语音转文字而成：
我们来到学校食堂吃午饭，发现午餐盘里的大虾腥臭而难吃。金文鼎提议将这些虾流放，于是我们拿了一个空碗，把餐盘里的虾赶到空碗里。然后我们把餐盘里的虾倒到门口的湿垃圾桶里把他们流放走了。那些虾走在食堂门口广袤的荒原上，带着恨意看着我们列着队在连绵的群山当中行走，他们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但后来回来了）这时有人来告诉陈家明，说外面有老干妈。陈家明出去拿空碗盛了一堆老干妈回来。这时我们意识到有一些事情改变了。（这句话“这时我们意识到有一些事情改变了”应当反复在全文出现）金文鼎说，也许我们不应该把那些虾流放，于是我们开始怀念那些被我们流放的虾，但他们在广袤的平原，在险峻的群山中列队行走，再也不会回来。这时候，望着那些虾充满恨意的眼神，陈家明想到了历史上的穿刺大公。当他望向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士兵时，也许也是这样的眼神。陈家明意识到他应该建造一座虾塔。于是他提起两根筷子，像日本幕府末年的武士。筷子的寒光在暗淡的日光中闪烁着，他站在食堂中间，就像是一个将要行刑的刀斧手。他走到余果身边，在他惊愕的眼神中，拿筷子捅穿了一只虾的身体。没有人见过这么快的刀，就像是青空中划过天际的白鸟，寂寞的落在餐盘中。虾被捅穿了，从肚子的一边到另一边。陈家明并不满足，两只，三只捅穿了五只虾，筑成了一座虾塔。这时我们意识到有些事情改变了。一座虾塔显然不足以让陈家明重新承担穿刺大公的名号。也许我们应该做更多的虾塔。陈家明说。但没有足够的虾了，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一点。筷子上金黄的油脂滴在地板上，在油脂表面闪烁的弧光里我们看到了那些在荒原上行走的虾，他们阴狠的眼睛穿越了空间和时间注视着我们。这时我们意识到有些事情改变了。陈家明不得不在食堂里寻觅更多的虾，每个人的餐盘里的虾都意识到了什么，但再也无法改变。就像旭日终将升起，在猩红的罗宋汤中，陈猎杀着食堂里所有的虾。“太少了”，他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我们每个人都感到遗憾，就在这时那件事情发生了。没有什么事先的预感，但这时我们都意识到有些事情改变了。在食堂的大门里，像是班师回朝的军队，那些被我们流放的虾还是回来了。就像是皓月终将落下，在时间的齿轮中他们越过了广袤的平野和枯寂的山脉，在死亡的尽头他们重新回到了这个充斥着虾塔的地方。陈于是抽出筷子，为了最后的虾塔冲锋着。就像堂吉诃德骑在马上，拿着长矛冲向大风车。最后那些回来的虾在暗淡的日光中，在猩红的罗宋汤里成为了虾塔的一部分。这时我们意识到有些事情改变了。于是我们想起在世界新生之时，陈刚刚坐下开始吃饭时，说他今天要早走。没有人想起这则宣言，但我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该走了”金文鼎说。我们于是走出食堂，留下陈站在惨白的天光里，餐盘里满是虾塔。
所以写完之后，我决定用claude-opus-4.5扩写，并且写成了下面的文章，我自己又改了一遍，感觉和我幻想的大差不差了。
虾塔的故事
多年以后，当金文鼎站在南方某座滨海城市潮湿而喧嚣的海鲜市场里，看着那些被冰块覆盖的、眼睛依然乌黑发亮的虾静静地躺在摊贩的案板上，闻到那股从记忆深处涌来的咸腥气息时，他将会想起那个遥远的中午，想起食堂里暗淡的日光，想起罗宋汤猩红的颜色，想起我们坐在长条餐桌前最后一次作为一个完整的群体共进午餐的那个命中注定的时刻——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他将无数次试图向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那些对往事毫无兴趣的同事们讲述那个中午发生的事情，但每一次话到嘴边他都会发现语言已经变得像沙子一样干涩，因为有些事情一旦被时间的潮水冲刷过，就再也无法用日常的词汇来描述，就像你无法用描述一场普通午餐的方式来描述世界末日，无法用讲述一个笑话的语气来讲述一个帝国的覆灭——而那个中午，在我们尚未意识到的时候，确实有什么东西永远地结束了，有什么东西永远地开始了，尽管当时我们只是坐在那里，看着餐盘里那些腥臭的虾，完全不知道自己正站在历史的门槛上。
那是一个星期三——或者是星期四，在那之后的岁月里我们曾无数次试图确定那个日子究竟是星期几，但记忆就像是一块被水浸泡过的布，越是用力拧绞就越是模糊不清——总之那是一周中间的某一天，天空呈现出一种介于灰色和白色之间的、令人感到莫名压抑的颜色，阳光像是被什么东西过滤过一样，变得稀薄而暗淡，从食堂那些布满灰尘和油渍的窗户里透进来，在我们的餐盘上投下一片惨白的光斑。那食堂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据说最初的设计师是一个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建筑系教授，他把那个时代特有的、介于实用主义和威权美学之间的风格带进了这座建筑，使得整个空间看起来既像是一座工厂的车间，又像是某种用于集体忏悔的宗教场所；天花板高得不可思议，足以让任何声音都在到达那里之前就已经疲惫不堪地消散在空气中，而那些巨大的水泥立柱——每一根都粗得需要三个成年人才能合抱——则以一种几乎是傲慢的姿态矗立在大厅各处，仿佛它们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而我们这些端着餐盘来来往往的人不过是一群暂时被允许逗留的过客。
我们在靠近窗户的那张长桌边坐下，那是我们惯常的位置，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几乎每天中午都坐在那里，以至于那几把塑料椅子都已经被我们的身体压出了特定的弧度，仿佛它们已经记住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重量、每一个人的坐姿、每一个人在吃饭时小幅度晃动身体的习惯。金文鼎坐在最靠近窗户的位置，阳光从他背后照进来，使得他的轮廓看起来有些模糊，像是一张曝光过度的老照片；陈家明坐在他对面，那个日后将被我们称为”穿刺公”的人，此刻正低着头用筷子拨弄着餐盘里的米饭，完全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他将用那双筷子改变所有虾的命运，也改变他自己的命运，甚至在某种我们至今仍无法完全理解的意义上，改变我们所有人的命运；余果坐在陈家明旁边，他的餐盘里堆着比其他人都多的虾，那些虾此刻正安静地躺在他的餐盘里，它们蜷曲的身体泛着一种病态的粉红色，它们乌黑的眼睛像是两颗微小的、蒙着灰尘的玻璃珠，它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将在半小时后成为第一座虾塔的基石，成为一个帝国的奠基者——如果虾能够知道任何事情的话，如果虾能够预见自己的命运的话，那么它们一定会在被捞出养殖池的那一刻就开始尖叫，一定会在被扔进滚烫的油锅的那一刻就开始诅咒，但虾什么都不知道，就像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一样，就像我们坐在那里端起餐盘开始吃饭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有些事情即将永远改变一样。
那些虾是腥臭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一个无可争辩的、如同地心引力或日月更替一般确凿的事实。它们散发出的气味介于海水、腐烂的海藻和某种无法辨认的化学物质之间，那气味在你把虾送进嘴里之前就已经抵达了你的鼻腔，在你的舌头还没有来得及尝到任何味道之前就已经在你的大脑里拉响了警报——不要吃这个，那气味在说，这个东西已经死去太久了，这个东西在到达你的餐盘之前已经经历了太长的旅途，从某个沿海省份的养殖场出发，在没有足够制冷设备的卡车里颠簸了太多个小时，在食堂后厨那台老旧的冰柜里躺了太多个日夜，最后被一双戴着塑料手套的手扔进油锅，在滚烫的油脂里获得了一层金黄色的外壳，那外壳掩盖了腐烂的事实，但无法掩盖腐烂的气味，就像化妆品可以掩盖皮肤的瑕疵但无法掩盖身体的疾病一样，就像谎言可以暂时掩盖真相但真相终将像春天的野草一样破土而出一样。
金文鼎是第一个把虾放进嘴里的人，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我们常常讨论如果当时他没有那样做事情会不会有所不同，如果他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只是用筷子戳了戳那些虾然后退缩了，整个下午是否会沿着一条完全不同的轨道运行——但命运就是这样运作的，它不给你回头的机会，它不给你假设的余地，它只是推着你往前走，推着你走向那些早已写好的结局。金文鼎把一只虾放进嘴里，咀嚼了两下，然后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表情——那表情介于惊讶和厌恶之间，介于不相信和被背叛之间——他停止了咀嚼，像一台突然断电的机器，像一个在梦中被某种可怕景象惊醒的人，然后他缓慢地、庄严地把那只已经被咬碎的虾从嘴里吐出来，让它落回餐盘里，落在那些尚未被品尝的虾的旁边，像一个从战场上归来的伤兵躺在他那些尚未出征的战友身旁。
“这些虾，”他说，他的声音平静得就像是在陈述一个关于天气或交通状况的无关紧要的事实，”应该被流放。”
在那之前的许多个世纪里，流放一直是人类处理那些被视为异端、被视为危险、被视为不可接纳之存在的方式。犹太人被流放出西班牙，在塞法拉迪的落日下唱着悲伤的歌谣穿越地中海；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后来又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在那座大西洋中央的岩石上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孤独岁月；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那片冰封的大地上建造了他们永远无法完成的乌托邦；但在那个中午之前，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流放虾，从来没有人认真地考虑过虾也可以成为流放的对象，虾也可以像那些帝王、革命者、异端思想家一样被驱逐出它们所属的领土——但金文鼎想到了，在那个阳光暗淡的中午，在那股腥臭的气味包围着我们的时候，他用一种预言家般的、不容置疑的声音宣布了那些虾的命运。
我们没有提出异议。也许是因为那气味实在太过浓烈，已经麻痹了我们的判断力；也许是因为金文鼎说话时的语气太过权威，让我们想起了那些站在法庭上宣读判决书的法官，那些站在城墙上宣布敌人死刑的将军；又也许——这个可能性在后来的岁月里越来越多地被我们考虑——也许我们都模糊地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有什么齿轮即将开始转动，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顺从命运的安排，扮演好我们被分配到的角色。总之，我们拿来了一只空碗——那是一只白色的瓷碗，碗沿上有一道细小的裂缝，那裂缝在接下来的流放仪式中将成为一条河流的隐喻，成为一道分隔生与死、留与去的界限——然后我们开始把虾从各自的餐盘里赶向那只碗。
那是一场沉默的、庄严的驱逐。我们用筷子推着那些虾，看着它们蜷曲的身体在餐盘光滑的表面上缓慢移动，看着它们一只接一只地翻过碗沿跌入碗底，像是翻过山脉进入流放之地的犯人，像是越过边境进入陌生国度的难民。没有人说话，只有筷子轻轻触碰瓷器的声音，只有虾的身体相互碰撞时发出的微弱声响，只有窗外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鸟叫声。陈家明——那个尚未意识到自己命运的人，那个手里握着的筷子将在一小时后成为穿刺虾身的利刃的人——也把他餐盘里的虾赶进了那只碗里，他的动作比我们任何人都轻柔，仿佛他已经预感到那些虾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他的臣民，成为他的帝国的基石，所以他用一种帝王对待未来子民的仁慈对待它们，即使那仁慈的终点是死亡，是被刺穿，是成为高塔的一部分。
碗里的虾越积越多，它们相互叠压着，相互拥挤着，像是挤在一艘过于狭小的难民船上的逃亡者，像是被关在同一间牢房里的犯人。它们的眼睛——那些乌黑的、蒙着一层浑浊薄膜的眼睛——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朝着碗沿之上的我们，朝着那些决定了它们命运的手和筷子。在后来的岁月里，当我们回忆起那个时刻，我们都会说我们在那些眼睛里看到了恨意，看到了一种超越物种界限的、古老而纯粹的恨意；但在当时，我们只是觉得有点不舒服，只是觉得那些虾的目光有些过于执着，有些过于——怎么说呢——有些过于像是活物的目光，尽管我们都知道它们早已死去，死于沸腾的油锅，死于某个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名字的厨师之手。
这时我们意识到有些事情改变了。
那感觉很难描述。它不像是一阵风的到来，不像是一声雷鸣的响起，不像是任何可以被感官直接捕捉到的现象。它更像是一种气压的变化，一种光线的微妙转移，一种时间本身的质地在某个瞬间发生了轻微的皱褶。我们都感觉到了，尽管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出来，尽管我们继续低着头吃饭，继续咀嚼着餐盘里那些除了虾之外的食物，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假装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午，假装我们只是在做一件普通的事情——把几只难吃的虾从餐盘里移走。但我们都知道有些事情改变了，就像你知道季节正在更替一样，就像你知道河流正在改道一样，就像你知道你正在老去即使你感觉不到任何具体的变化一样。
然后，我们把那碗虾端起来，穿过食堂，走向门口。
那段路程在现实中大概只有三十步，但在后来的记忆里它变得无比漫长，漫长得像是一次穿越沙漠的跋涉，漫长得像是一次从大陆此端到彼端的流亡。我们——也许是金文鼎端着碗走在前面，也许是我们轮流交换着那只碗的重量——穿过那些正在吃饭的人群，穿过那些低头看着餐盘的面孔，穿过盛着米饭、蔬菜、肉片和其他食物的无数餐盘，那些餐盘像是一座座孤岛散落在餐桌的海洋里，而我们就像是一队穿越这片海洋的舰船，载着我们的俘虏驶向它们最终的流放地。食堂里的嘈杂声——勺子碰撞碗底的声音，咀嚼和吞咽的声音，零星的交谈声，从厨房后面传来的锅铲翻炒的声音——在我们耳边变得遥远而模糊，仿佛那些声音来自另一个时空，来自一个与我们正在经历的事件毫无关联的平行世界。
湿垃圾桶就在食堂门口的右侧，那是一只绿色的塑料桶，桶盖上贴着一张已经被油渍和污垢模糊了的标签，标签上用宋体字写着”湿垃圾”三个字。那只桶里已经堆积了当天午餐产生的各种残渣——菜叶，骨头，吃剩的米饭，果皮，以及其他各种无法辨认的有机物质——它们混合在一起，发酵着，腐烂着，散发出一股更加浓烈的气味，那气味与虾的腥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那一刻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它，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只碗上，集中在那些即将被流放的虾的身上。
金文鼎——或者是我们中间的某一个人——把碗倾斜，让那些虾滑落进垃圾桶里。
它们落下的方式很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物体下落的速度是由重力决定的，由它们距离地面的高度决定的，由各种可以用牛顿定律计算的物理参数决定的，但在我们的记忆里，在那个被时间膨胀了的瞬间里，那些虾确实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缓慢速度落下的。我们看到它们蜷曲的身体在空中翻转，看到它们金黄色的外壳反射着从门外照进来的阳光，看到它们乌黑的眼睛像是在做最后一次回望，回望这个它们即将离开的世界，回望那些决定了它们命运的人——回望我们。然后它们落进了垃圾桶里，落进了菜叶和骨头之间，落进了那片对它们而言广袤无垠的荒原之中。
那些虾开始了它们漫长的流放之旅。
在那片由腐烂的有机物质构成的荒原上，它们排成一列缓慢前行，穿过由果皮堆成的山丘，涉过由剩饭形成的沼泽，攀越由骨头和菜梗搭建的险峻山脉。它们走得很慢，因为它们的身体已经被油炸得僵硬，因为它们的腿脚早已失去了活物的灵活——但它们依然在走，依然在朝着垃圾桶深处那片未知的疆域前进，带着它们乌黑的眼睛，带着它们对我们的恨意。那恨意像是一条无形的线，连接着它们和我们，无论它们走到多远，那条线都不会断裂，那恨意都不会消减。我们站在垃圾桶旁边，看着它们渐渐走远，看着它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那片由垃圾构成的地平线之下，看着它们像是一队被驱逐出家园的难民那样列着队在连绵的群山当中行走，然后我们转身回到食堂，回到我们的座位上，继续我们被中断的午餐。
它们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我们当时确信这就是结局，确信那些虾将永远消失在垃圾桶的荒原之中，确信我们再也不会见到它们，确信流放就是流放，驱逐就是驱逐，离开的东西不会再回来，就像流走的水不会再倒流一样，就像死去的人不会再复活一样。但我们错了。在那之后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在我们几乎已经忘记那些虾的时候，它们将会像是从死亡的彼岸归来一样重新出现在食堂的门口，用它们乌黑的眼睛注视着我们，带着更加浓烈的恨意，带着在荒原上跋涉时积累下的仇恨。但那是后来的事情。在那一刻，在我们刚刚坐回座位上的那一刻，有人来告诉陈家明说外面有老干妈。
那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信息，一个在任何其他日子里都不会引起任何特别注意的信息。老干妈——那种用辣椒、花生和油脂混合而成的调味品，那种装在贴着陶华碧女士头像的玻璃罐里被售卖的平民美食——对于我们这些常年在食堂吃饭的人来说就像是一种神赐的恩典，就像是能够拯救任何味同嚼蜡的食物的万能解药。在平时，这样的消息会让我们立刻放下筷子冲出去，在分发老干妈的窗口前排成长队，用那些油腻的、被无数人的手触碰过的勺子把老干妈舀进自己的碗里。但在那一天，在那个我们刚刚把一碗虾流放到垃圾桶里的中午，这个消息在空气中飘荡了几秒钟才被我们真正接收，仿佛它必须穿过某种无形的屏障才能抵达我们的耳朵。
陈家明站起来，拿起一只空碗——也许是我们刚才用来装那些被流放的虾的那只碗，也许是另一只碗，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曾无数次争论这个细节但从未得出结论——走出食堂，去取老干妈。我们目送他离开，看着他的背影穿过那些正在吃饭的人群，穿过那扇食堂的大门——那扇门的门框是铝合金制的，经过多年的使用已经变得暗淡无光，门框上方有一块玻璃，玻璃后面是一块电子显示屏，显示屏上滚动着今日菜品的名称和价格，但那些字我们从来没有仔细读过，就像我们从来没有仔细观察过这座食堂的任何细节一样，直到那个中午之后它们都作为背景存在于我们的视野中，模糊的、不重要的、可以被忽略的——然后我们低下头，继续吃我们餐盘里剩余的食物。
陈家明在几分钟后回来了，他的碗里堆着一座小山一样的老干妈，那些红色的、油亮的辣椒和花生在暗淡的日光中泛着一种奇异的光泽，像是熔岩，像是鲜血，像是某种从地底深处涌上来的原始物质。他把碗放在桌上，我们每个人都舀了一些放进自己的餐盘里，然后开始吃饭——但就在这时，就在我们把混着老干妈的米饭送进嘴里的那一刻，我们感觉到了那种变化，那种难以言说的、仿佛世界的底色发生了微妙偏移的感觉。
这时我们意识到有些事情改变了。
我们放下筷子，面面相觑。没有人说话，但我们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那种感觉更强烈了，比刚才流放虾的时候更强烈，比陈家明走出去取老干妈的时候更强烈。有什么东西在空气中震颤着，有什么不可见的力量在重新排列着这个空间里所有事物的位置和意义。窗外的阳光似乎更加暗淡了——也许是云层变厚了，也许是太阳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食堂里的嘈杂声似乎更加遥远了，我们餐盘里的食物似乎变了一种颜色，连陈家明刚刚带回来的那碗老干妈看起来都与几分钟前有所不同，那红色不再那么鲜艳，那油脂的光泽不再那么诱人，整碗老干妈散发出一种我们从未注意过的、若有若无的腥气——
金文鼎放下筷子，用一种他通常在说重要事情时才会使用的低沉声音说：”也许我们不应该把那些虾流放。”
这句话在空气中悬浮了很长时间。我们都看着他，看着他脸上那种介于懊悔和恐惧之间的表情，看着他嘴唇微微颤动的样子。他说得对。也许我们不应该那样做。也许那些虾，尽管腥臭得难以下咽，本来就应该留在我们的餐盘里，应该被我们忍受着恶心吃下去，或者至少应该以一种更加体面的方式被丢弃——比如直接倒进垃圾桶，而不是以”流放”这种庄严的、仪式性的方式将它们驱逐。我们赋予了那次丢弃太多的意义，我们用”流放”这个词把一个简单的行为变成了一个事件，变成了一段历史，变成了一个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不断回响的神话。而现在，后果开始显现了。
我们开始怀念那些虾。那些被我们流放的、腥臭的、难以下咽的虾——我们开始怀念它们。这是一种荒谬的情感，一种完全没有道理的怀旧，但它确实发生了。我们怀念它们蜷曲的身体，怀念它们金黄色的外壳，怀念它们乌黑的眼睛，甚至怀念它们身上那股令人作呕的气味。我们想象它们此刻正在荒原上行走，想象它们列成一队穿过那些由腐烂物质构成的山脉和峡谷，想象它们乌黑的眼睛穿越空间与时间朝这边望来，想象它们心中那股对我们的恨意正在随着每一步的行进而不断积累、不断发酵。
但它们不会回来了。我们告诉自己，它们不会回来了。流放就是流放，离开就是离开，就像时间不会倒流，就像死者不会复生，就像那些历史上被驱逐的人们从未真正回到过他们的故土一样。它们将在那片荒原上行走，在那片广袤的平野和险峻的群山中永远游荡，直到它们的身体彻底腐烂，直到它们变成土地的一部分，直到它们被那些更小的、不可见的生物分解成最基本的元素，重新融入这个世界的循环之中——但它们永远不会回来了。
这时候，陈家明抬起头来。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奇怪的光芒，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介于疯狂和顿悟之间的光芒。他望向食堂门口的方向，望向那些虾消失的方向，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莫名其妙的话：
“它们的眼神，”他说，”让我想起了穿刺大公。”
穿刺大公。弗拉德三世。德古拉。那个十五世纪瓦拉几亚的君主，那个以将敌人刺穿在木桩上而闻名于世的暴君，那个后来被无数吸血鬼小说和电影当作原型的历史人物。在我们中间，只有陈家明曾经深入研究过他的历史——在那个中午之前的许多个夜晚，他曾经在宿舍里向我们讲述那些关于穿刺大公的故事，讲述他如何在多瑙河畔建起两万根木桩，讲述他如何将战俘、叛徒、甚至那些他不喜欢的贵族刺穿在那些木桩上，让他们悬挂在空中缓慢死去，有时候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死透，在这几天里他们会经历难以想象的痛苦，而穿刺大公就坐在那片木桩森林中间的帐篷里，一边吃着晚餐一边聆听那些垂死者的尖叫——陈家明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热情讲述着这些故事，他的眼睛在宿舍昏暗的灯光下闪烁着同样的光芒，那光芒让我们感到不安，让我们在听完故事后躺在床上久久无法入睡。
而现在，他看着那些虾充满恨意的眼神——那些隔着空间与时间依然注视着我们的眼神——想到了穿刺大公。
“当他望向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士兵时，”陈家明缓慢地说，仿佛他正在从记忆深处打捞着什么，”也许也是这样的眼神。那些士兵看着他们的战友被刺穿在木桩上，看着那些尸体在风中晃动，看着乌鸦落在那些尸体的肩膀上啄食腐肉——他们心中一定充满了恨意，一定想要冲上去把那个坐在帐篷里吃晚餐的魔鬼撕成碎片。但他们不能。他们只能看着，就像那些虾只能看着我们一样。他们的恨意无处释放，只能积累在他们的眼睛里，变成那种——那种——“
他停下来，似乎在寻找一个恰当的词语。
“那种穿刺公式的注视。”金文鼎说。
“对。”陈家明点点头。”那种穿刺公式的注视。”
然后，在那个暗淡的中午，在那座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食堂里，在我们那些堆着老干妈和剩饭的餐盘旁边，陈家明做出了一个将改变他一生的决定。他说：
“我应该建造一座虾塔。”
在后来的岁月里，当我们回顾那个下午的事件时，我们常常会讨论那个决定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诞生的。有人说那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说陈家明从一开始就在等待这个机会；有人说那是一个完全随机的念头，一个被那些虾的眼神和穿刺大公的记忆激发出来的即兴想法；还有人说那根本不是陈家明自己的决定，而是某种更高的力量——命运，或者别的什么——通过他来完成的，就像历史上那些伟大事件的实施者往往只是历史本身借以完成自己计划的工具一样。但无论那个决定是如何诞生的，它都在那一刻被说出来了，它都在那一刻变成了一个事实，变成了一段即将开始的历史。
陈家明提起他的筷子。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那双筷子将在我们的记忆中变得越来越神话化，变得越来越像是一件神圣的器物而非一件普通的餐具。我们会记得那双筷子的材质——是竹子的还是塑料的，是一次性的还是食堂提供的可重复使用的那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细节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可考证，最终它变成了一对纯粹的筷子，一对超越了物质属性的、只存在于我们集体记忆中的筷子。但在那一刻，在陈家明将它们握在手中举起来的那一刻，它们还只是一双普通的筷子，沾着酱汁和油渍，一端因为咀嚼而变得有些毛糙。
他站起来，把椅子推到一边，握着那双筷子走到餐桌中央。他的姿态让我们想起幕府末年的武士——那些在明治维新之后失去了一切的武士，那些在夕阳下手握武士刀准备进行最后一战的失败者，那些知道自己属于一个即将消亡的时代却依然选择拔刀的人。筷子在他手中变成了武士刀，变成了穿刺公的木桩，变成了所有用于杀戮和建造的工具的原型。
筷子的寒光在暗淡的日光中闪烁着。那光芒来自哪里，我们至今仍然无法解释——也许来自窗外偶尔穿透云层的阳光，也许来自天花板上那些老旧的日光灯，也许来自某个我们无法感知的光源，来自另一个维度，来自历史的深处。但那光芒确实存在，它让我们想起古老传说中那些在黎明前的黑暗里闪烁的剑刃，想起那些在战场上饮血的兵器，想起所有那些与死亡有关的、寒冷的、锋利的事物。
他站在食堂中间，周围是低头吃饭的人群，是散落的餐盘，是被踩脏的地砖，是从远方飘来的罗宋汤的气味——那气味在那个下午变得格外浓烈，仿佛它正在预示着什么，仿佛那猩红的汤液正在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呼应着即将发生的事情。他就站在那里，像是一个即将行刑的刀斧手，像是一个等待着最后审判的人，像是一个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人物，不知道自己即将做出的决定将如何改变一切。
然后他开始移动。
他走向余果。余果坐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餐盘，也许正在咀嚼一口米饭，也许正在考虑要不要再去舀一些老干妈，完全不知道命运正在以陈家明的形式朝他走来。直到陈家明的影子落在他的餐盘上，直到他抬起头看到陈家明手中那双闪烁着寒光的筷子，他才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
惊愕。余果脸上的表情是惊愕。纯粹的、完全的、不带任何其他成分的惊愕，就像一个人在睡梦中突然被冷水浇醒时的惊愕，就像一个人在转过街角时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堵不应该存在的墙时的惊愕。他的嘴微微张开，也许想要说些什么，也许想要问陈家明在做什么，也许想要制止即将发生的事情——但一切都太晚了。
陈家明的筷子已经刺出。
那一击快得不可思议。没有人见过这么快的刀——这是我们事后反复强调的一点，但在当时，在那个动作正在发生的瞬间，我们甚至没有来得及意识到它有多快。我们只看到陈家明的手臂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看到筷子像一道闪电一样劈向余果的餐盘，然后——然后一切都静止了，仿佛时间本身都需要一个瞬间来消化刚刚发生的事情。
筷子刺穿了一只虾。从肚子的一边到另一边，干净利落，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那只虾——它蜷曲的身体，它金黄的外壳，它乌黑的眼睛——现在被两根筷子贯穿着，就像历史上那些被刺穿在木桩上的敌人和罪犯一样，就像穿刺大公的受害者们一样。
就像是青空中划过天际的白鸟，寂寞的落在餐盘中。
这是后来金文鼎用来形容那一刺的句子。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读到过这样的意象，不知道他是否只是在那个瞬间灵光一现想出了这个比喻，但我们都同意它恰如其分地捕捉到了那一刺的本质：那种速度，那种孤独，那种从高处坠落的、无可挽回的感觉。白鸟。寂寞。餐盘。这三个词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地联结在了一起，变成了一个关于那个下午的咒语，变成了一个召唤那段历史的魔法公式。
但陈家明并不满足。
一只虾被刺穿了，但这远远不够。穿刺大公在多瑙河畔建起了两万根木桩，每一根上面都刺着一具尸体；而陈家明——这个食堂里的穿刺公——手中只有一双筷子，筷子上只有一只虾。这太少了。这远远不足以让他承担穿刺公的名号，远远不足以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印记，远远不足以平息那些被流放的虾心中的恨意。
他继续刺。
第二只虾。它来自余果餐盘的另一个角落，它同样蜷曲着身体，同样有一对乌黑的眼睛，同样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筷子贯穿。它被穿在第一只虾的上面，像是一块砖被叠在另一块砖上，像是一层历史被叠加在另一层历史上。
第三只虾。第四只虾。第五只虾。
陈家明以一种近乎痴迷的专注刺穿着那些虾，每一刺都准确无误，每一刺都干净利落，每一刺都像是某种古老仪式的一部分。虾的尸体在筷子上累积着，一只叠着一只，形成了一座小小的塔的形状。那就是第一座虾塔。那就是一切开始的地方。
这时我们意识到有些事情改变了。
我们看着那座虾塔——那座由五只虾的尸体堆叠而成的、摇摇欲坠的构造物——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震撼。它很小，高度不过十厘米左右，宽度也不过一两厘米，在这座巨大的食堂里它几乎微不可见，在这个巨大的世界上它更是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但它存在着。它真实地存在着。它是我们亲眼所见的，是陈家明亲手建造的，是那些虾亲身体验的。它打破了某种我们一直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秩序，它证明了虾——那些腥臭的、难吃的、被我们流放过又即将被我们遗忘的生物——也可以成为建筑的材料，也可以成为塔的组成部分，也可以像那些历史上被刺穿在木桩上的人一样，成为某个暴君权力的象征。
但一座虾塔显然不够。
“也许我们应该做更多的虾塔。”陈家明说。
他的声音平静而坚定，没有任何疑虑或犹豫。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应该往什么方向前进。在那一刻，他不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陈家明，不再是那个会在宿舍里讲述穿刺大公故事的人，不再是那个会在食堂里和我们一起抱怨饭菜难吃的人。他变成了别的什么——也许是穿刺大公的转世，也许是某种更古老、更黑暗的力量的化身，也许只是一个在那个特定的下午、那个特定的时刻被某种无法解释的冲动所驱使的普通人。
但没有足够的虾了。
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一个无法被任何意志力或决心所改变的现实。我们的餐盘里已经没有虾了——那些本来就不多的虾，一部分已经被流放到了垃圾桶里，一部分已经成为了第一座虾塔的材料。余果的餐盘里也许还剩下几只，但即使把它们全部加上，也远远不够建造陈家明心中那片虾塔森林。
筷子上金黄的油脂滴落在地板上。那油脂来自那些被刺穿的虾的身体，来自它们被油炸时吸收的植物油，来自食堂后厨那口已经使用了无数年的大锅。它们在下落的过程中反射着暗淡的日光，在空中拉出细细的、几乎不可见的丝线，然后在地板上汇聚成一个小小的、闪烁着弧光的油渍。
在那油渍表面闪烁的弧光里，我们看到了那些在荒原上行走的虾。
这不是比喻，不是幻觉，不是事后为了增添故事的神秘色彩而编造的细节。我们真的看到了它们。在那一小滴油渍反射的光芒里，像是在一面微型的镜子里，像是在一个通往另一个维度的窗口里，我们看到了那些被我们流放的虾正在垃圾桶的荒原上列队行走。它们穿过那些由腐烂物质构成的山脉，涉过那些由剩饭剩菜形成的沼泽，它们走得很慢但很坚定，就像是历史上那些被驱逐出家园的民族一样，带着对故土的眷恋和对驱逐者的恨意。它们的眼睛——那些乌黑的、阴狠的眼睛——穿越了空间和时间，穿越了物理法则和常识的界限，直接注视着我们。
这时我们意识到有些事情改变了。
那种注视让我们感到不安。它太过真实，太过强烈，太过充满了某种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抵御的情感。我们移开视线，不敢再看那滴油渍，不敢再看那些虾穿越时空向我们投来的目光。但那些目光已经印刻在我们的记忆里了，就像某种诅咒，就像某种预言，就像某种我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不断回忆起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
陈家明没有注意到那些虾的目光。或者说，他注意到了，但他不在乎。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建造更多的虾塔。为此，他需要更多的虾。
他开始在食堂里寻觅。
那是一场缓慢的、孤独的狩猎。他握着那双已经沾满虾油的筷子，从一张餐桌走到另一张餐桌，从一个餐盘走到另一个餐盘，寻找着那些仍然躺在别人餐盘里的虾。他的姿态像是一头狼，一头在饥饿和本能的驱使下穿越荒野寻找猎物的孤独的狼。他的眼睛扫视着每一个餐盘，评估着每一只虾的位置和大小，计算着每一次出击的时机和角度。
那些仍然躺在餐盘里的虾都意识到了什么。它们无法移动——它们早已死去，死于油锅的炸制——但如果它们还能思考的话，它们一定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被写定。那个手持筷子的人正在靠近，像是死神，像是命运，像是所有无法逃避的事物。它们只能躺在那里，等待着被刺穿，等待着成为虾塔的一部分，等待着它们无法改变的结局。
就像旭日终将升起，就像潮水终将退去，在猩红的罗宋汤的气味中，陈家明猎杀着食堂里所有的虾。
他走到一张陌生人的餐桌旁，用筷子刺穿了两只虾。那个陌生人抬起头，用一种困惑和恼怒混合的表情看着他，也许想要说些什么，也许想要制止他——但陈家明已经走开了，已经走向下一张餐桌，下一个餐盘，下一只虾。那个陌生人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低下头继续吃饭，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当作某种无法理解的、不值得深究的怪异事件。在那之后的日子里，那个陌生人也许偶尔会想起那个下午，想起那个手持筷子的年轻人突然出现在他的餐桌旁刺走了他的虾，但他不会知道那件事的全部意义，不会知道自己曾经目睹了一个帝国的诞生。
陈家明继续他的狩猎。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他刺穿的虾越来越多，他建造的虾塔也越来越高。他把第二座塔交给了金文鼎，第三座塔交给了我，每一座塔都由五只虾组成，每一座塔都摇摇欲坠却依然屹立。我们把那些虾塔排列在我们的餐桌上，排成一行，像是多瑙河畔那片木桩森林的微缩模型，像是某个即将举行的邪恶仪式的祭品。
但即使如此，陈家明仍然不满足。
“太少了。”他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像是从时间的另一端传来，像是从记忆的深处涌上来。”太少了。”
他需要更多的虾。他需要建造更多的塔。他需要让这片虾塔森林变得像穿刺大公在多瑙河畔建起的那片木桩森林一样壮观，一样令人恐惧，一样能够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心生寒意。但食堂里的虾是有限的，他能够猎杀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无论他怎么努力，他永远也无法建造出那样规模的帝国。
我们每个人都感到遗憾。那是一种奇怪的遗憾，一种我们至今仍无法完全解释的情感。我们知道这件事很荒唐，知道用筷子刺穿虾来建造塔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知道陈家明此刻的状态有些不太正常——但我们依然感到遗憾。遗憾于他无法完成他的梦想，遗憾于虾的数量不足以支撑一个伟大帝国的建立，遗憾于现实的匮乏总是在打断我们最疯狂的想象。
就在这时，那件事情发生了。
没有任何事先的预感。没有任何征兆。没有天空突然变暗，没有大地突然震动，没有任何电影里用来预示重大事件即将发生的戏剧性效果。只是突然之间——就像你突然意识到你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就像你突然发现你一直以为熟悉的房间里多出了一个陌生人一样——我们都感觉到了那种变化。
这时我们意识到有些事情改变了。
我们抬起头，朝食堂的大门望去。
在那扇门里，在那扇我们每天进进出出无数次的门里，在那扇门外的阳光和门内的阴影交界的地方——那些被我们流放的虾，回来了。
它们站在那里——如果虾可以站立的话——排成一列，就像一支班师回朝的军队，就像一群穿越了沙漠和海洋终于回到故土的流亡者。它们的身体仍然蜷曲着，它们的外壳仍然泛着金黄的颜色，它们的眼睛——那些乌黑的、充满恨意的眼睛——正注视着我们，注视着食堂里的每一个人，注视着那些屹立在我们餐桌上的虾塔。
就像是皓月终将落下，就像是流水终将归海，在时间的齿轮中它们越过了广袤的平野和枯寂的山脉，在死亡的尽头它们重新回到了这个充斥着虾塔的地方。它们带着在荒原上跋涉时积攒下来的疲惫，带着在群山间行走时凝聚起来的恨意，带着所有被流放者都会拥有的那种复仇的决心，回来了。
陈家明看到了它们。
他站在食堂中间，手里握着那双筷子——那双已经刺穿了无数虾身体的筷子，那双已经沾满了油脂和残渣的筷子，那双在整个下午都在闪烁着寒光的筷子——看着那些归来的虾。他的脸上没有恐惧的表情，也没有惊讶的表情。如果有任何表情的话，那应该是欣喜。是的，欣喜。他终于有了更多的虾，终于可以建造更多的塔，终于可以让他的帝国扩展到他梦想中的规模。
他抽出筷子，朝那些虾冲过去。
那一刻，他像是堂吉诃德骑在瘦马上，拿着长矛冲向大风车。他像是历史上所有那些为了荒谬的事业而奋不顾身的人，所有那些明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却依然选择战斗的人，所有那些在别人眼中是疯子而在自己眼中是英雄的人。他冲向那些虾，冲向他最后的虾塔，冲向他命运的终点。
筷子再次闪烁着寒光。
在暗淡的日光中，在猩红的罗宋汤的气味里，那些归来的虾一只接一只地被刺穿。它们没有逃跑——也许是因为它们无法逃跑，也许是因为它们早已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也许是因为它们知道被刺穿成为虾塔的一部分就是它们回来的目的，就是它们完成某种神秘循环的唯一方式。它们就那样静静地等待着，用那充满恨意的眼睛注视着陈家明，注视着他手中那双筷子落下的轨迹。
第一只。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
最后一座虾塔建成了。
它比之前的任何一座都高，也比之前的任何一座都更加完美。那些归来的虾——那些穿越了荒原和群山的虾，那些带着恨意和复仇决心回来的虾——现在都成为了塔的一部分，成为了陈家明帝国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它们被刺穿在筷子上，叠成一座颤抖的、摇摇欲坠的、但依然屹立着的塔，在惨白的日光中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
这时我们意识到有些事情改变了。
我们都站了起来。
这个动作是不约而同的，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同时推动一样。我们放下筷子，推开椅子，站起身来。餐盘里的食物还没有吃完，老干妈的碗还放在桌子中央，那些虾塔还排列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已经不想再待下去了。有什么东西在呼唤我们离开，有什么东西在告诉我们这场午餐已经结束，有什么东西——也许是时间本身，也许是命运本身——在推着我们走向那扇大门。
我们想起在世界新生之时——在这个中午刚刚开始的时候，在我们刚刚坐下来准备吃饭的时候——陈家明曾经说过他今天要早走。那句话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像是无数句日常的、无关紧要的话语一样消散在了空气中。但现在，在这一切即将结束的时刻，那句话从记忆的深处浮了上来，像是一则预言，像是一条早已被写定的命运，像是所有事件的真正起点。
“该走了。”金文鼎说。
我们于是走出食堂，穿过那扇大门——那扇虾群曾经从外面归来的大门，那扇通往外面那个阳光暗淡的、潮湿的世界的大门——走进下午剩余的时光中。没有人回头。没有人回头去看那些虾塔，没有人回头去看那些餐盘，没有人回头去看陈家明。
我们把他留在了那里。
他站在空荡荡的食堂中央，周围是那些被遗弃的餐桌和椅子，周围是那些仍然飘散着罗宋汤气味的空气，周围是那些从窗户透进来的、惨白的日光。他的餐盘——那只曾经盛着虾和米饭和老干妈的餐盘——现在满是虾塔。那些塔摇晃着，颤抖着，仿佛随时都会倒塌，但它们依然屹立着，像是某种纪念碑，像是某种遗迹，像是某种将在时间的长河中永远矗立的东西。
陈家明站在那里，被他的帝国包围着。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吃午饭。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我们仍然会在食堂里相遇，仍然会坐在同一张桌子旁，仍然会吃那些同样难吃的饭菜——但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那个中午，在那些虾被流放又归来的短短一个小时里，有什么东西永远地改变了，有什么东西永远地结束了，有什么东西永远地开始了。
这时我们意识到有些事情改变了。而那些事情，再也没有变回去。
多年以后，当我们各自散落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工作、家庭和烦恼时，我们偶尔会在梦中回到那个食堂。我们会看到那暗淡的日光，闻到那罗宋汤的气味，听到筷子刺穿虾身的声音。我们会看到陈家明站在餐桌中央，握着那双筷子，眼睛里闪烁着那种我们至今仍无法命名的光芒。我们会看到那些虾塔，一座、两座、三座、无数座，在餐盘上排成一列，像是多瑙河畔的木桩森林，像是某个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帝国的遗迹。
然后我们会醒来，在黑暗的房间里，在陌生的床上，在那个与我们的青春已经隔着无数年的此刻。我们会躺在那里，望着天花板，听着自己的呼吸声，试图分辨梦境与记忆的边界。
那些虾——我们有时会想——那些被我们流放又归来的虾，那些被刺穿成为虾塔的虾，那些用乌黑的眼睛注视着我们的虾——它们现在在哪里？它们是否还记得那个下午，还记得我们的面孔，还记得那场流放和那次归来？它们是否还在某个地方行走着，穿越某片荒原，翻越某些群山，带着对我们永恒的恨意？
也许它们早已消散了，分解成了泥土和空气，分解成了世界的一部分。也许它们化作了某种更加古老和持久的东西，化作了盐，化作了大海，化作了那种在海鲜市场里飘荡的咸腥气息。也许——这个可能性让我们感到一阵战栗——也许它们还在等待着我们，在时间的某个拐角处，在某个我们将要抵达的终点，带着它们的虾塔，带着它们的恨意，等待着那场最后的相遇。
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在那个中午，在那个一切都尚未被时间侵蚀的中午，陈家明站在惨白的天光里，餐盘里满是虾塔。
而我们——我们走出食堂，走进那个等待着我们的、广阔的、未知的下午。